那本深蓝色封皮的小册子，被父亲从衣柜最底层翻出来时，正是一个潮湿的午后。封面上，“下岗证”三个字已经有些褪色，内页里单位公章的红印却依然醒目，像一道永远不会愈合的伤痕。父亲用他粗糙的手指轻轻摩挲着纸页，目光穿过窗外，仿佛在看很远的地方。

那是一九九八年的冬天。父亲所在的纺织厂召开了最后一次职工大会。厂长站在台上，声音沙哑地念着名单，每念一个名字，台下就传来低低的啜泣声。父亲说，他拿到那本下岗证时，手是抖的——那不是一本普通的证件，而是一个时代的休止符，记录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，那一代产业工人付出的代价。从“单位人”到“社会人”的身份转变，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困顿，更是精神上的失重。

母亲把下岗证收进抽屉最深处，第二天清晨，她推着一辆二手三轮车出现在菜市场门口。冬天的风像刀子一样，她的手很快冻得通红。那些日子，我们家餐桌上最常见的是土豆——土豆丝、土豆片、土豆块，变着花样地吃，因为土豆最便宜。但母亲从不抱怨，她总是说：“活人还能让尿憋死？”这句粗俗的话，在当时却给了我们莫大的力量。

中国在1998年至2001年间，共有2550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。这个庞大的数字背后，是无数个家庭在时代变迁中的挣扎与重生。父亲后来去学了开车，拿出家里所有积蓄，又借了些钱，买了一辆二手面包车跑运输。记得第一个月，他几乎没怎么回家，饿了就啃馒头，困了就在车里打个盹。一个月后，当他带着满身疲惫和八千块钱回家时，母亲哭了——那相当于他在工厂里一年的工资。

那些年，我见过太多下岗工人的奋斗。楼下的王阿姨，用买断工龄的钱开了一家小吃店，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和面；对面的李叔叔，在夜市摆摊卖袜子，冬天里双手长满冻疮。他们没有宏大的理想，只是为了生存，为了让孩子还能继续上学，让这个家还能维持体面。这是中国特色的“生存型创业”——不是为了一夜暴富，而是要在体制的庇护消失后，重新找到立足之地。

父亲跑运输的第三年，遭遇了一次车祸。虽然人只是轻伤，但货物全部损毁，需要赔偿。那天晚上，我看见他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抽烟，烟头的火光在黑暗中明明灭灭。我以为他会放弃，但第二天，他又早早出了门。后来他告诉我：“人这一辈子，就像开车上路，不能因为一次爆胎就再也不开车了。”

时间慢慢抚平了伤痕。父亲的面包车换成了小货车，又从小货车换成了大货车。母亲在菜市场有了固定的摊位，不用再每天和城管捉迷藏。他们用汗水完成了中国社会阶层学里所说的“代内流动”——在同一个生命周期内，实现了社会地位的改变。虽然谈不上跨越，但至少重新站稳了脚跟。

前些年，父亲生了一场大病。手术前，他让母亲把下岗证带来医院，放在他的枕头下面。他说这是他的护身符——“看见它，我就想起最难的日子都过来了，这次也能挺过去。”果然，他顺利度过了手术，康复得比医生预想的还要快。

如今，那本下岗证已经很久没有被翻开了。父亲退休后，迷上了养花种草，母亲则成了社区广场舞的领队。他们很少提起那些艰难岁月，就像伤口愈合后，不愿意再去触碰疤痕。但我知道，那本深蓝色的小册子，早已不仅仅是苦难的证明，更是一枚勋章——记录着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坚韧，记录着尊严如何在困境中得以保全。

偶尔，我会看见父亲擦拭那本下岗证，动作轻柔，像在抚摸一段遥远的记忆。那时我明白，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，而父辈们的长征，是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。他们或许说不出了不起的大道理，但他们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“韧性”——就像石头缝里长出的草，看似柔弱，却能在最贫瘠的土地上生生不息。

这些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走出来的人们，在失去“铁饭碗”后，完成了从“单位人”到“社会人”的艰难转型。他们的奋斗，是个体的求生故事，也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转型期最真实的底色。没有轰轰烈烈，只有默默坚持；没有豪言壮语，只有日复一日的劳作。但正是这种看似平凡的坚韧，支撑起了无数家庭，也在不经意间，参与并见证了一个国家的变革与发展。

窗台上的茉莉花开了，香气弥漫在整个房间。父亲坐在藤椅上打盹，那本深蓝色的下岗证安静地躺在衣柜深处，像一个时代的注脚，记录着伤痛，更见证着重生。而窗外，是这个他们用双手参与建设的城市，车水马龙，灯火辉煌。